山西农工

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界别分工”是如何形成的

2008-08-03

    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在成员构成上，不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包括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不仅包括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分裂了来的反对派，还包括一部分带有民主色彩的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仅有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有少数共产党员。从而形成了民主党派内部进步、中间、落后的政治分野的复杂性。事实上，民主党派历来主要由一定代表性的人士组成，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相应的社会基础，都有各自所联系的群体，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界别特色。
    以民建为例：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面对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感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开始酝酿成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６日民建在重庆成立时，成员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约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与民建相似的还有民革、民进、致公、九三、台盟。而民盟组成的基础是“三党三派”，成份比较复杂，建国后，它的组织发展对象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进行了调整。１９５１年１２月民盟先后颁布了《关于发展组织的指示》、《关于转向中上层发展组织的通知》等文件，逐步确立了民盟“以发展为主，同时巩固”，在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中放手发展新盟员的组织发展路线，开始奠定民盟的界别特点。
    农工党刚建党的时候是以工农平民革命为号召，所以在初期是以小资产阶级和穷苦的青年学生分子为主要的发展对象。此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农工党的发展对象在不停的进行着调整。抗战胜利后，为开展反蒋军事运动，农工党加大了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工作，党员中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当时上海市的农工党员６０００余人，其中工人占第一位，学生占第二位，农民占第三位，这三者的人数，占全市党员人数的２／３。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等省都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党员中的农民人数约占７０％以上。到解放战争后期，农工党实际上是农民、工人占有很大比重的组织。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当时会上有三种思想激烈交锋：一种是取消主义，一部分代表提出农工党应该“光荣”结束，理由是农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不能多党并存；另一种是继续干，扩大党的组织，要马上搞，争取大党地位；还有一种是不要发展，维持现状，由大化小，由小化无，等到社会主义来到的时候，就“寿终正寝”。持“取消主义”观点的人虽少，但意见份量很重，在当时这是所谓“进步的主张”。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后听说救国会解散的消息非常惋惜，表示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还亲自找民主党派负责人做工作。周恩来总理邀请农工党领导层座谈，对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作用初步交换了意见后，邀集全体代表讲话。他从中国共产党和农工党的历史比较说起，对农工党有肯定，有批评，有鼓励，有鞭策。周总理说：“农工民主党是一个有革命历史传统的政党，在革命困难时期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就我看来，农工民主党还不是应该结束的时候，我认为农工民主党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周恩来的讲话对“五干会议”的顺利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会议决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纲领，制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路线。同时，为了纯洁队伍，健全组织，会议做出了整理党务的决定：鼓励和帮助农工党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党员以及农工党所领导的工农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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