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邓演达绕道回国，担负组织责任，主持反蒋运动，恢复革命。
    要起兵倒蒋，首先考虑的是地方条件。邓演达认为：一要容易调集兵力；二要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可能扼制蒋介石统治的要害；三要便于发动群众，而且有群众运动的基础；四要能赢得适当时机，与红军作政治谈判。其时邓演达打算，他本人带领一二人亲自到江西十八军军中，强制该军立即起义。他打算去后对陈诚当面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当时，邓估计陈诚可能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敢把自己捆送给蒋，最后是陈只好自己离开，让邓去领导他的军队。

    邓的这一计划因他的被捕未能实行。

    江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十九路军，其总指挥陈铭枢和邓演达有历史渊源。邓回国后，麦朝枢与他谈到陈也蕴藏着对蒋的不满情绪。1931年夏，麦引徐铭鸿见邓，谈到如何举兵倒蒋的问题，徐确认陈可能参加这一运动，于是，徐先回江西预为之。7月中，杨杏佛借考察为名去十九路军与陈铭枢面谈；要陈掌握军队，一有机会即脱离蒋介石，名为对付陈济棠，将部队拉往潮汕一带，主张和平，实则促成反蒋运动。当时，邓演达认为他和陈铭枢私交虽厚，而政治主张不全一致，有很多问题须待商酌，只要十九路军离开江西，不听蒋指挥，独树一帜，就足以牵制蒋军，有利于革命。

    当时，还有一些有联系的地方部队，可以参与运动，例如福建的卢兴邦，曾表示一旦有动，即起而响应；张轸的部队，李世璋和他有较密切的联系，一朝有事，也可倒戈反蒋；蒋的嫡系王敬久所部，巳有人负责联络，亦能为反蒋发生作用。正在筹划之时，武汉军校的胡伯翰潜来上海见邓，说明他有左右该校力量的把握，在武汉附近的部队中，一些黄埔出身的中下层军官亦略有组织联络，一旦树起反蒋旗帜，他们即能起而行动。还有豫东南的郜子举部，到时也较易靠拢。

    经多次研究之后，邓演达还作了如下估计：（1）两广现正乘势而起，可能先掀起反蒋的军事运动；（2）西北方面，杨虎城部雄踞关中，可遥为声援，冯玉祥亦将发动旧部，宣布反蒋；（3）蒋介石既不能放下红军不打，也不能放任两广的割据不理，已是多方受制；（4）在国民党内部，从胡汉民到孙科等小集团都各有企图，相互排挤，到不得意时，也会借机反蒋。蒋直系的文武两班，二陈与复兴社均各怀鬼胎，各立门户，暗斗不巳。财政上蒋介石与孔、宋互相依附，他们一方面残民以自肥，一方面又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之下甘充帝国主义的走卒，榨内乞外，矛盾重重，焉能持久！

    邓演达对敌方既如此估计，即积极准备实际行动，分别派人前往有关各地。除西安已有专人负责联络外，另派章伯钧、李世璋去冯玉祥军中策动；派樊少卿去河南通知部子举等待机行动；派王枕心去香港通知彭泽民负责华南的策动工作，派叶粤秀去江西嘱咐肖乾所部听命行动。

    在讨论武装起义中，当时还出现一种“大陆政策”的主张，就是从军事上人手，借西北军的关系，把陕、甘两省拿下来，次及青、新。那里虽然地瘠民贫，可是农民受压迫最深，要求革命最切，西北广大地区随处都有农民革命的基础，酝酿着革命的潜力，如果能真正做到军民一致，实行“耕者有其田”，群众会起来打倒土豪恶霸，拥护革命政权。邓对这种主张感到“自己心里没有底，西北地方大，人事上政治上并无把握”。

    对起兵运动，邓演达一再叮嘱：“千万不可麻痹大意，要善于隐蔽。尤其在离沪之前各负责人员须随时提高警惕，辞谢一切不必要的往来。”邓演达估计：起兵之后可能站住脚跟，形成革命的割据，并争取逐步发展。如果失败，则拉队伍上山，进行武装斗争，上山之后还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虽然难免会有条件上的困难，终究是可以寻求谅解的。因为要完成中国革命必须打倒蒋政权，摧毁封建制度，驱逐帝国主义，消灭买办资本，这些同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