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7年7月在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同年10月我被派至南京浦口津浦区铁路局当实习生。1948年农工民主党华东局派虞键同志来南京帮助重建组织，我被委任为南京市支部委员会委员，并分工负责工运和青运，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覃汉川同志。从委员会建立的那天起，直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我以铁路局实习生的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农工民主党南京地下支部建立以后，在农工民主党华东局指导下，积极进行了革命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党员，壮大力量。支部刚成立时，党员人数不多，主要是一些老同志，经过大家的努力，到南京解放前夕，已有党员400人左右。党员中有工人、农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铁路职工。工商业者和旧军警人员等。他们有的编入小组，不定期举行碰头会，大家学习形势，交流从事地下活动的情况，研究如何完成上级交下的具体任务等。有不少党员单线联系，通过个别接触联系工作，我当时就个别联系了40至50个党员。广大党员都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积极从事反蒋民主活动。

第二，编印地下刊物，进行宣传活动。南京市支部出版了地下刊物，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大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具体担任此项工作的是在水西门南京度量衡厂工作的陈继明同志，刊物编印就在他家。1949年农历新年期间，我到他家了解过刊物编印的情况，还亲自将刊物分发给我所单线联系的党员。刊名我记得叫《前进》，南京解放后更名《前进日报》，还以四开版铅印发行过一段时间，社长是覃汉川，总编辑是郑永欣。

第三，利用各种关系，搜集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送给中共地下组织参考。重要的有分管组织的倪伟思同志告诉我搞到了国民党江防布置情况。

第四，在市郊建立工作据点，迎接解放军过长江。地下支部积极在南京西郊江心洲和八卦洲一带发展党员，特别是船民和旧军警人员参加农工民主党，把他们组织起来，以配合解放军打过长江。

第五，进行军事策反工作。为了分化瓦解白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势力，地下支部在南京解放前做了大量的军事策反工作，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现役军人和特务到街道派出所巡官警察，都是策反对象。当时就有很多军警界人士经过工作参加了农工民主党组织。

第六，受农工民主党华东局的委托，在邻近的省和地区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我所承担的工作主要是在皖南、安庆和江阴一带。

第七，布置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的工作。我记得在支部委员会议上曾数次研究讨论在南京解放时，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溃退、解放军尚未进城时，我党组织和党员如何全力以赴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的问题。此项工作曾布置到党员，特别是参加组织的旧军警人员以及管理物资的党员。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时，在维护治安和保护国家财产方面曾起过一定作用，当城里真空时，有些党员就保护过一部分物资，以后移交给军管会的有关部门。

农工民主党在南京解放前做了大量工作，以上仅是我所知道的一部分。

我早在加入农工民主党之前，就已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这渊源于家父和革命老前辈对我的影响。

我的父亲章伯钧，青年时代就读武昌高师时，参加过五四运动。1922年赴德国留学，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任政治部副主任，在南下途中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以后在邓演达的领导下，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我的二叔章伯韬，早年留学法国，亦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因积劳成疾，病逝重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追认他为烈土、优秀党员。小叔章伯仁留学日本，后去苏联，也是共产党员，曾任苏联远东伯力学校校长，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不幸冤死。

我少年在安徽省城安庆读初中时，和有的同学发生争吵，他就恐吓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