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许士林同志不幸被捕，虞键同志根据农工党地下市党部领导班子讨论决定：委派我担任市党部委员，接替原许士林负责的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工委会下辖全市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区组织的工运工作。沪东地区的负责人为慎泉同志，沪南为孟时庆，沪西为陈茆谷，沪北（包括大场、嘉定、顾村）为朱伯贤，他们都属农工地下工委会主任许士林同志领导联系的。

虞键同志向我交代任务后在几天内即带领我分赴各个地区与慎泉，孟时庆，陈茆谷，周德铭，朱伯贤等同志一一会晤，向他们交代清今后由我负责工运工作和他们联系一切党员工作。另外虞键同志还陪我去复旦大学拜访了严北溟教授，到北站附近找到夏高阳同志取得联系。

被服总厂与沪北分厂是农工党反蒋地下斗争的一个重要据点，总的负责人为万芸同志，我在万领导下工作，总厂方面成立一个中心小组负责人为马星伟同志。万对各地区的工运工作并不过问。工运会与农工党其他地下组织，如青运、农运、妇运委员会等没有横的关系，各个地区组织之间也无横的联系。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日暮穷途，但仍作垂死挣扎，加紧对人民的迫害控制，革命志士被逮捕杀害者，日有所闻，我受命于笼罩着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时刻，以革命事业为重，难有勉为其难，克尽克责地接受工作。

鉴于反动派的败局已定，根据中共党的指示，中共地下组织以及民主党派的成员均竭尽全力限制反动派对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强行搬迁或破坏，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对国家财产进行保护，迎接解放的到来。

从那时起,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我一面作为万芸同志的助手协同开展对沪北厂的护厂工作，一面又得经常前往各地区传达市党部领导的工作指示，收集他们的工作情况向虞键同志汇报，分发农工地下党刊《沪讯》，以及向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发一些生活补贴。他们有时也来沪北厂找我联系。

在被服厂方面，曾伟、申葆文、虞键、许士林等领导人，均来过沪北厂指导工作，特别是虞键同志经常来沪北厂（虞的爱人孟亚非也在沪北厂工作）指示和了解被服厂和各地区工作的开展情况。在进行工作时曾发生过两次突发遇险的事，一次虞键同志约我到提篮桥大名电影院隔壁一家咖啡馆碰头，然后陪我去杨树浦路伪联勤总部所属酿造厂与那里的农工成员联系工作。我们都准时到了咖啡馆，刚坐下来即发现有两个不三不四的人，地下工作的敏感性告诉我们这里不能逗留，连忙喝完了咖啡抽身就走。我们一到马路就上了一辆三轮车向目的地而去，不料那两个家伙也骑着自行车尾随在后。我们一到酿造厂见到自己的同志，虞键讲了刚才遇到的情况，要他们马上派人到弄口观察动静，以作对付。因这里也是国民党的军工机构，他们不敢贸然进来查询，一直等在弄口守候。我们联系好工作，还吃了饭，该厂农工同志搞了一辆吉普车，驾驶员身着军服送我们两人出了大门，甩开了那两个家伙，飞快地驶往沪北被服厂。

另一次，我从沪北厂携带着一包新出版的党刊《沪讯》乘公交车到大连路家里，谁料无轨电车驶到长治路，车上有人嚷叫遭到扒窃，要求停车搜查，当时乘客们提出将电车开到提蓝桥警察局对每个乘客进行检查，在此情况下我无奈随车进了警局。我并不怕别的，只是身上携带着农工党刊，如被搜去那是天大的祸事呀！我先找一下可有让我将《沪讯》转移的地方，四周一看没有适当的场合，于是我掩饰着惊慌，冷静地询问警局里值班人员，拿出自己的联勤总部沪北被服厂少校课长的身份证，严肃地对值班人讲道：我是公务人员，还有公事不能久等，我将身上的钱拿出让他过目点数，和被窃的数目根本不相符。我说你们尽可一一检查乘客，而不应耽误我的公事，这位值班人听了我的话，看了我的证件和我器宇不凡的摸样，就陪着笑脸说：那请你先走吧，不必留下来对你检查什么了。于是我说声谢谢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