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革命政党，诞生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低潮时期，酝酿建党则可追溯于“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之后，1928年起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开展活动。这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农工党的正式成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组党的酝酿和准备

一、武汉分共前夕开始酝酿组党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清共之后，加紧对武汉政府施加军事压力，武汉形势日益险恶，严重地笼罩着分裂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一部份坚持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不愿革命中辍的领导人，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以及国民党内的许多革命同志，都打算重整旗鼓，开始酝酿建立新的组织。“马日事变”之后，邓演达发表了《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阐述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及其与革命群众、特别是与农民问题的关系，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国民党的生死问题，革命的生死问题”。他说：在民国十三年的时候，因为党内分子的复杂而不与民众发生关系，所以改组国民党。现在呢？严重的时期到了，成了民国元年的局面，一切权柄都在大小军阀手上。中国国民党的信徒，革命的党徒，要紧紧拿着真正的青天白日的旗子，革命的旗子。

1927年5月间，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同时邓演达和谭平山就组党问题多次商谈，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5月底至7月初，邓演达、谭平山分别与章伯钧、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谈到组党问题，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搞不下去了，陈独秀也搞不下去了，中国需要成立一个新党，以统一革命的领导，集中革命的势力。对此，除陈公博拒绝外，其他人都表示同意。当时联络的范围很广，在总政治部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接受了邓演达的意见。

邓演达和谭平山虽然主张建立新党，并为其实现而积极进行联络。但他们的动机和办法，是各不相同的。邓演达是要集合革命的势力，统一革命的领导，确立执行党的政策所必须的权力，因而打算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合二而一”，沿用国民党的名称，纳入共产党的纲领。所以他提出“解散共产党．改组国民党”。谭平山是对陈独秀和第三国际很有意见，对国共的分裂危险亦深表忧虑，因而打算合并国共两党，建立一个执行三大政策但不受第三国际控制的革命组织。所以他提出：“解散国共两党，成立新党。”在这段时间里，苏联顾问鲍罗廷原也设想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形成新的左派，以阻止汪精卫集团的“分共”行动，但第三国际代表罗易坚持以汪精卫“为中心”。武汉形势遂急转直下，邓演达等组党之议刚刚开始，汪精卫集团便已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时邓演达已先此出走，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反动派的刀光剑影下，亦纷纷离开了武汉，向九江、南昌等地汇集，为挽救革命而酝酿“八一”南昌起义。

二、《莫斯科宣言》的发表及其影响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离汉口出走，于8月15日到达莫斯科，被作为苏联红军总司令部的客人而受到接待。9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也一道来到莫斯科，受到苏联外交部的欢迎。邓演达、宋庆龄等与蒋、汪决裂而来莫斯科以后过从甚密，主要就复兴中国革命的问题常相计议。他们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在目前情况下，有成立组织作为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之必要，但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它愿意与第三国际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等等。为此邓演达一方面函促已到上海的同志，要他们在国内尽量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一切革命分子，一方面写信到香港向彭泽民、何香凝等征求意见，邀请他们“共同发起建立革命的组织”。此外，邓还分别与叶挺、郑太朴、季方、黄琪翔等有往来，互通消息。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