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山西省委专职副主委 张李锁

（2008年6月19日）

一、命运转机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在党、政、军中的一切职务。全国上下对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欢欣鼓舞。

从1977年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在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喜讯犹如一声惊雷响彻祖国大地。这是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抓的第一件关乎国家和千百万年轻人前途命运的大事。

对于刚走出高中校门一年多的我来讲，得到这个消息自然喜出望外。从早我10年毕业的66届到晚我一年毕业的77届，连续11届毕业生可以同时报考，其政策之宽、涉及人数之众，超乎想象。我在周围人的鼓励下，找到尘封的课本，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抽时间复习一会儿。虽然竞争是如此激烈，但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也没有奢望脱产复习一天。

这一年实行全省统一命题，普通高校与中专学校分别报考。对自己没有一点把握的我，就报考了中专。12月，18岁的我就参加了有史以来最为特殊的这次全省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不久，山西省中药材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发来了。我是当年我们村里报考的20多人中唯一被录取的考生。后来才知道，当年的录取率只有4.7%,与近年57％左右的录取率不可同日而语，其竞争的惨烈程度肯定远远大于今天。但在当时，感觉似乎并不明显。这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次大考，是邓小平同志复出带给了我们这批年轻人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预示着共和国将要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从此，共和国的每一个变化，都与自己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以过来人的身份回顾这段历史，人们的一致看法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前，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前，在教育界打破“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之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恢复高考，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

1978年3月，我与被其他学校录取的2位同乡相伴，登上北上的列车，来到了省城太原。然后转乘大卡车来到距城十几公里以外的山西省中药材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栋低层楼和几排平房，面积更大的是大片的枸杞园和生长着各种药材的种植园。我的第一感觉是又回到了农村或农场。既来之、则安之，别无选择。用功地听课、学习。第一次期中考试结束后，学校发给自己一个写有“学习成绩优良”评语，并加盖教务科公章的红色塑料皮笔记本，算是奖励。

当时，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开过。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著名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气氛非常浓厚。我们有幸能够放下锄头，重新走进校门，拿起书本，不得不感谢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和随之到来的改革开放的这个伟大时代。

当时上学，费用由国家全包。记得每月发13元的助学金，伙食费只需要9元。以小组为单位，由值日生给组里的同学轮流打饭、分饭，很有几份“共产主义”的味道。但是正值长身体的我们，由于主食粗粮偏多，菜里油水偏少，经常会有饿肚子的感觉。记得有一次，我们宿舍的同学偷拿了一些食堂外面房檐下存放的干粉条，用洗脸盆在宿舍的煤炉上煮熟，加点食盐酱油之类的佐料，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比我们高一届的系统内招生班同学，还有偷挖农民地里的红薯被校长抓住的。这是当时人们生活水平的真实写照。参加工作后，同学们再聚时回忆起这段往事，感到既好笑，又有几份苦涩和无奈。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一遍一遍地听者广播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感觉到整个国家都处在剧烈的变化当中，国家和民族有一种新的希望在孕育和生长。但是，与此后全中国改革开放发生的深刻变化相比，当时自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意义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此间，一些戴着“右派”帽子的“臭老九”陆续被平反昭雪，返校任教。他们渊博的学识和豁达的性情，至今令人难以忘怀。